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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Live My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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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也同我一样曾经长久地注视过那张面孔,你一定也很清楚,他全脸最具男性特质的是下巴的形状。线条相当硬朗。我曾用指尖顺着他下巴正中间那道浅浅的沟壑反复描画,而持续闭眼装睡的他突然张嘴咬住了我的食指,开始舔舐我干燥的指甲边缘。
“你在干什么?”
我以一种在他听来想必十分可笑的紧张语气问道。
“你不喜欢我这样吗?”
他仍然装模作样半闭着眼睛,将我的半截手指含在他口腔中,他的牙齿、上颚与舌头抵抗着来自我那半截手指的阻碍而颤动,吐字含糊、懒懒散散地反问道。
在无数类似的瞬间,我都无可避免地意识到他在戏弄我。
这种戏弄,带着最天真无邪的恶意的戏弄,就像是他离开那天与我握手、对我说“谢谢你”,然后从曼彻斯特街39号的公寓里悄悄带走了什么, 又留下了一些隐秘的玄机等我慢慢顺着线索发现真相。我因此陷入一场持续终生的谜题里,而这个谜题在我日复一日平凡生活中留下的回味就如同报纸周日版最后几页连载的劣质侦探小说。
如果同一个人第一次见面时他只有十九岁,他在你心里便几乎永远都停留在二十岁上下。五十年过去,我同全世界一起通过媒体得知消息时,最先想到的仍然是在1966年那个寒冷四月我第一次在台下看他演出的场面。
他人——尤其是生命中重要他人——的死亡,常常比自身终将面对那一天到来的事实还要让人难以接受得多。他二十岁那年曾在一个春寒料峭的雨夜裹着我的羊毛毯在我客厅的沙发上像小猫一样缩成一团,一边从羊毛毯的缝隙中伸出手抓我刚买回来还冒着热气的薯条吃,一边问我:“肯,你想过自己会以什么方式死掉吗?”
“我不怎么想这种问题。”我回答,“大概很普通吧,太老了就死掉了。”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活很久。”
“别乱讲。”
“真的,肯,我觉得我会突然死掉,死之前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实现,死之后也没有人记得我,可能还欠了谁一笔钱。”
我记得关于他的许多细枝末节,却偏偏记不起来那天我具体是怎样回复他那番不可靠预言的。但我记得自己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在想,二十岁的孩子和死神之间,恐怕至少还隔了十个我。我似乎确实也对他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叫他等他人至中年、膝关节已经开始不太好使的经纪人肯尼斯·库珀·皮特先死了再考虑死亡这件事。如今回想只觉得酸涩,他会先我一步离开人世的念头在与他相识的五十年里一次也不曾出现过。
那天他冷不防地抛下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说他认为死亡的本质是一种诗歌性的直觉。我没有接茬,觉得不过是年轻男孩在自己虚构出的叙事中体验人生的厚度,这种适当的虚构对自身阅历有限的艺术创作者而言必不可少,作为经纪人我通常不置可否,随他是议论死亡还是别的什么离他很遥远的东西。
但在半个世纪以后,这句话就像魔咒般日夜浮现于我的脑海。
死亡的本质是一种诗歌性的直觉,二十岁时的大卫曾经这样对我说。

 

曼彻斯特街不长,最南边到曼彻斯特广场,而最北边止于同多赛特街的交汇处,当时那里是一家叫安纳卡普利的意大利餐厅,大卫常去,后来和我一起去,再后来只剩下我常去,最后连同餐厅与我都成为曼彻斯特街尘封的历史。大卫刚刚离开曼彻斯特街与我之后的那半年里,与我们都很熟悉的女服务员玛丽亚每次看到我走进来,还都下意识照例要问大卫如何,然后想到我和他已经分道扬镳,又总是很贴心地赶紧收回话头。
大卫第一次造访我曼彻斯特街的公寓那天,饶有兴趣地从我的书柜上抽出了几本书,其中一本便是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而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准确描述了那之后大卫和我之间的许多故事:条条道路都通向同一个终点,那便是幻灭。但幻灭并非完全坏事,是幻灭使人脱离旷日持久的梦境。
梦境是怎样变成生活的?
先是现实与童话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直至消失。但凡用花瓶养过一些鲜花的人都知道,玫瑰基本算是最娇气的一种,不论如何细心呵护,至多四五日之后便必然衰败得十分难堪。但大卫买来养在公寓里的玫瑰花却不同,一个多星期后一定还好端端的,而且从来不会在伦敦潮湿的空气里凋谢腐烂,能骄傲地维持原本形态而干枯,留下完整的一束玫瑰干花,变成比新鲜花朵更雅致的黯色。我总是吃惊地望着他放在茶几上的花出神,问他到底对玫瑰施加了什么魔法、是否掩藏了自己其实是什么植物精灵的真实身份,而大卫的反应永远是狡黠一笑、在嘴边用手比划一个将上下唇缝死的动作。
再是太多一厢情愿的想法从头脑里蔓延出来,污染了现实。我曾狂奔着将发烧晕倒的大卫抱回公寓,他是那么轻,仿佛没有体重,在我怀里就像一捧绸缎。我紧紧抱着他,感觉自己过往人生所有的罪恶都被原谅。站在路口等那该死的红灯变绿,我亲吻他贴在我肩上的滚烫额头,对他说马上就到家了,听他在迷迷糊糊之中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呜咽。叫我的医生来看过之后,吃完药的大卫安静地躺在被子里入睡。我坐在他床头,像看着自己第一个新生儿的母亲,抚摸他的脸颊,抚摸他的头发,把他身上的毯子拉了又拉,总觉得哪里没盖严实。当我正准备起身离开时,我听见他说,不要走,肯,陪陪我。也许他真的这样说了,也许没有,但我不在乎。
最后是借着梦境的掩护,犯下一些人为的错误,于是永远地改写了现实。我从来都不想知道他过去经历了什么,但当他与我沉默对视片刻之后,表情很顺从地跪到我脚边,解开我的腰带和拉链,我没有制止他,没有说他会错意了、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没有郑重地纠正他那种过于轻易就同意将自己献祭的态度,甚至没有象征性地说上一句,谢谢你大卫,但你可以不用这样做,如果你其实不想的话。那天晚上,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旅馆房间里,我就像这个业界内许多肮脏的、手握一些权力的男人一样,享受被漂亮男孩吞入口中的巨大快感,生理上的,以及心理上的。他真的很熟练,是他主动的,我并没有强迫他做什么。我卑劣的大脑只是不断这样想着。或许他根本就没有会错意,这一切都完全不是什么半推半就的误会,而是从一开始他就看穿了我自己都没有脸面承认的内心。
就这样,梦境入侵了生活,然后变成生活。
直到幻灭时分。

 

认识大卫第一年的秋冬我要去纽约出差,他听说消息后兴奋地抓着我的手臂问我可不可以给他买蜘蛛侠漫画书,于是我在没有会议安排的午后像个愚蠢的游客一样走在百老汇大街上来回张望,寻找那位被蜘蛛咬了之后就可以喷蜘蛛丝的高中生。20世纪60年代蜘蛛侠系列刚刚起步,大卫是最早一代读者,如今的孩子可能很难体会他当时在伦敦期盼我长途出差一个月后带回漫画书的心情。我回到伦敦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通知他会喷蜘蛛丝的纽约皇后区高中生已经顺利抵达大不列颠,他挂了电话一分钟也没有耽搁立刻出发前来曼彻斯特街,当我把袋子递给他时,他大笑并尖叫着扑上来抱住我了我的脖子。
在我们作为艺术家与经纪人的职业关系早已结束多年以后,我仍然在远方密切关注着他的动态。我当时只把蜘蛛侠当作什么青少年间暂时流行的二流玩意,如今却已经发展出体系庞大的宇宙来,来自纽约的高中生将蜘蛛丝喷向千家万户、若干代人,就像当时那个未满二十岁、为漫画书而尖叫的男孩,成为了全世界的大卫·鲍伊。曼彻斯特街狭窄的二车道自然是锁不住他的,我从很早以前就很清楚。他的生命力是那样惊人,就像他养在花瓶里的玫瑰,我眼睁睁看着他的枝叶变繁盛、长出我想象力的边界去。
但我不想也不能够去修剪他的枝叶。我做不到。不论他长出什么样的颜色和形状,哪怕他长到我无法理解的维度和次元,我能做的,不过是浇一点他或许并不那么需要的水,然后从旁看着他罢了。
后来我总是在想,如果说那些年里我做过的哪一件事是对他音乐事业影响最大的,单说一件事的话,恐怕许多人都会说是将地下丝绒的唱片从纽约带回了伦敦。那天在把蜘蛛侠漫画书递给他之后,我把唱片一并拿去让他听听看,说觉得他或许会喜欢这种风格奇怪的东西。我觉得奇怪的东西后来被证实影响了一整个时代的音乐,而拿到唱片的大卫在至少一个月时间里完全无法停止和我讨论地下丝绒的话题。他完全被他们的唱片征服,沉迷程度如同入了邪恶的传销组织,不断在各种各样的时刻提起,眼巴巴地问我能不能创造机会让他见见卢·里德。
正如我所说,我一直在默默关注他的一举一动,自然不会不知道他与卢之间后来的交往。当年我和安迪·沃霍尔之间安排地下丝绒到英国演出的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大卫还是在经过了一番乌龙之后最终经人介绍见到了卢,只不过那时候这一切已经与我没有什么相干了。1979年我从某本音乐刊物的报道里读到大卫与卢在伦敦切尔西一家餐厅里见面时卢对他大打出手的耸人听闻花边故事,虽然心疼他被一度迷恋的人粗暴对待,但也实在觉得好笑,反复想到在十多年前的曼彻斯特街公寓里,他怎样缠着要我创造机会让他“见见卢·里德”。
我何尝看不懂他的心思,于是故意调侃他说,如果真见到了你究竟准备和卢两个人做些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啊?
1967年初的大卫察觉到我不怀好意的揶揄,很娇嗔地撅起嘴跑去厨房洗咖啡杯了,也不知道是气得还是羞得,连耳朵尖都微微泛红。

 

我不确定那些热心考据大卫·鲍伊早年经历的歌迷是否能看得出来,但这一点在我眼里实在再明显不过,那就是我几乎是见过早年大卫的人里唯一那个第一印象觉得他外向活泼的人。除我之外所有人基本都把初次见面的他描绘为安静内向的男孩,只有我很另类地回忆说,1966年我受他前任经纪人邀请去看他演出那天,他在演出结束、走下舞台后格外活泼地与我交谈了一晚上。
时至今日,我仍然不确定如何解读这一切。我很想相信是因为他与我投缘,觉得我亲切,但我想到他当时事业发展的窘况和时任经纪人的胡来程度,不得不承认他对待我大概确实是用了十足刻意的功夫。倒也不是说,我是他钓上来的鱼、捕回家的鹿,年龄、阅历与地位决定了我和他之间如果非要有一个是猎人那只能是我,不会是他。因为不论他单方面进行了如何决绝的努力,其实都并未改变我的想法。我被他在舞台上展现出的惊人才华所吸引,并不在意他走出聚光灯后是腼腆地勉强吞吞吐吐应对我宛如拷问犯人般的一连串问题,还是看起来异常游刃有余地对着我上下扑闪睫毛、说许多俏皮话逗我笑。
也许在那时的大卫心里,他觉得是他成功地赢得了我的心、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更值得依赖的经纪人,这个新经纪人愿意给他写支票、让他住进了曼彻斯特街的公寓里、能够给他找来更好的演出机会和唱片合同。他以为自己懂得游戏规则,以为自己明白我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以为自己能够体贴地满足我的欲望、换取一些好处,而我刚巧喜欢他、乐意提供帮助,于是他更加盲目自信我的帮助都是来自于他那些在稍有经验者眼里简陋到一目了然的钻营。是我误导了他,我对此负有重大责任。如果说此后人生中大卫为他的盲目自信付出了很大代价,那大概都是因为我当初没能做个足够高尚的人,严肃地推开太过轻易就跪到我脚边来、伸手要解开我皮带扣的漂亮男孩,告诉他一些虽然听起来老套无趣但屡试不爽的道理,那就是永远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与魔鬼做交易而全身而退。我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做,我顺水推舟地加入了这场他与魔鬼之间的交易,从中得利。
我当然理解, 如何得来的东西便会如何失去。大卫曾经在二十岁时怎样背着他当时的经纪人、带着哭腔打电话给我要求单独见面,几年之后一定也会同样背着我向其他人诉苦自己的事业发展如何受阻、而经纪人肯·皮特的表现如何令他失望,最后麻利地将我从他关于未来的计划里清除出去。不论在采访里说多少遍“我不知道我们为何会分道扬镳”,都是假的。我不仅知道,而且一直都知道。是我看着他因为那种盲目的自信,一步步跳进越来越危险的魔鬼交易之中,自以为尽在掌控,却发现输得很痛。
我一度觉得他绝对不可能原谅我。我在夜深人静时告诉自己,这个孩子只要再稍微长大一点,必然就会意识到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曾经如何利用了他的不成熟,然后唾弃我们。甚至当我为他四处奔走寻找机遇时,有时候都分不清是因为我相信他会大放异彩,还是因为我相信自己对他负有罪过。我甚至欺骗自己,发誓会永远充当他的保护人,从此世界上所有不恰当的陷阱与诱惑都会被我挡在他的门外,再也不允许任何比我更糟糕的伤害发生。我当然没有做到,我不可能做得到。我错得那样离谱。
但在最后的最后、我们作为经纪人与艺术家的关系彻底宣告结束那天,他和他为自己找的下一任经纪人走出我公寓前还是走上来握了我的手。
“谢谢你,肯。”
已经稍微长大了一点的男孩握着我的手对我说。

 

在我眼里,他是那样熠熠生辉,也是那样脆弱。
我不知道为何后来的都市传说喜欢将大卫描绘成内心冷漠、毫不动摇的功利主义者。我相信他确实可以表现出那样的一面,但我绝不认为那是他的本性。他很爱哭,偶尔稍微语气严厉些批评他两句,下一秒就看到他已经满脸都是眼泪,像受了我天大的欺负一样,正因如此我没有任何一次能够成功对他完整地提过什么建设性意见,总是在我刚准备要认真教训他时,他就流着泪咬着嘴唇用那种“你不喜欢我了是吗?”的眼神望着我。我确实不是个好老师,一秒钟也受不了那种眼神,被望上一眼,本来想好的大堆道理便再也说不出口。他也很容易被感动,看电视会哭,看话剧会哭,看书也会哭,偶尔甚至会抽泣到嗓子都哑了。那时候他同母异父哥哥的精神状况在日趋恶化,白天去见过哥哥回来之后会很明显心情低落,话变得异常少,吃过晚饭、沉默地把盘子洗了,便躲回房间里去,完全藏不住心事。我始终觉得他是个非常情绪化的孩子,连理性都远远谈不上,更不用谈什么城府,结果后来发现有人号称他们认识的大卫·鲍伊是个利益至上的冷酷无情之人,就算所言属实,那我也只能说是生活际遇让他不得不长出一层坚不可摧的壳。
大卫和我争吵得最凶的那次,他又开始像发洪水一样掉眼泪,于是我暂停了激烈的对话,起身准备要拿纸巾给他。我说,我们都先冷静一下。
“肯,我们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他不依不饶地瞪着我,“我是说,你到底想要什么?我有时候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觉得我不管怎么做你都不会满意的。”
“没那回事。我只是希望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不管你想要什么,我觉得你值得拥有那一切,而我……”
他打断我:“你在说谎。肯,我认为你一直以来都在说谎。如果你就是想操我而已,你大可直接说。你为什么不说呢,你就说你想操我好了,说吧,只要你说。你想怎么操我就怎么操我,想操几次就操几次,反正大家都知道我是你花钱养着的。这样你会满意了吗?”
“你疯了!”我的音量完全失控,“我没有……看在上天的份上,大卫,你一直就把我想得这样不堪?我在你眼里就只是又一个想操你的老男人而已吗?那些我们一起读书、聊天的日子,在你眼里都是什么?你有把我当作朋友吗?我相信你的才华和你的未来,你呢,你相信吗?”
“我只是已经越来越不知道能不能把我自己想得不那么不堪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没有更好的东西可以回报你了,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好差劲,我还有救吗,我好差劲。”
他崩溃地号啕大哭了起来,委屈得就像一只在深秋淋了雨的迷路小狗。
“你不差劲,我爱你。”
我脱口而出。
他的睫毛在剧烈颤抖。
“你听到了,大卫。不要再假装你并不知道。我从没期待你回报任何东西,我也明白你不会以我爱你的方式爱我。或许你完全就不爱我,那也没关系。但是我爱你,我希望你能获得你想拥有的全部,我还希望我对你而言是个有用的人。利用我,发挥我最大的价值。你一点都不差劲,从来都不,永远不要再做任何侮辱自己的事。”
我将他轻轻搂进怀里,拍着他的后背哄他,在他软软的头发上亲了又亲。在深秋淋了雨的迷路小狗紧紧抱着我,很温顺地把整张脸都埋了进来,所有眼泪和鼻涕通通毫不客气地抹在我两天前刚刚新买的衬衣上。过了好一会儿,小狗才终于抬起头来,开始哼哼唧唧地说他饿了、想出去吃东西、最近听谁谁讲哪里哪里的炸甜甜圈特别好吃。

 

事实上大卫当时并不是我花钱养着的,他有自己的收入,数目也不能算难看。拮据是每一个出身平凡的年轻艺术家都必然要经历的事,而对他们而言接受赞助人的经济支持是创作事业得以继续的几乎唯一途径。何况我乐意给他公寓里的一间免费卧室和许多顿由我结账的晚餐。
每年十二月一到,他就开始有些坐立不安,担心攒下的收入是否足够给家人朋友买圣诞节礼物。但我在担任他经纪人的第一年,就收到了他买给我的一本维多利亚时代儿童读物的摹本,而他很自豪地向我宣布,二十岁这一年他的积蓄在精心规划下够他给想送礼物的每个人都买到了至少一件小东西。
2016年1月,当各路媒体一窝蜂地争相报道大卫的巨额遗产将要如何归属,我看着那些浮夸的天文数字,想起的却是我当初带他去拍一个冰激凌广告、为了赚上区区二十几英镑,看着他和其他孩子一起在那辆伦敦公交车里像群猴儿似的上蹿下跳、对着摄像机露出令人看了就会偏头痛发作的咧嘴假笑。谢天谢地,那个广告只有30秒,而且因为冰激凌销量很差,很快就从电视上撤下了。拍摄次日,我接到广告导演怒气冲天的声讨电话,说大卫穿走了拍摄的衣服,要我们在当天下午两点这位导演的另一个拍摄之前准时还回去。给大卫常驻的地方打去电话问,都完全无果,没有人在这天见到过他,但不知为何,我当时就是有一种来源不明的强烈直觉,结果按照直觉前去那个咖啡馆果然灵验地看见大卫人在那里。他几乎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一样被我提着肚子捉了起来,而他的朋友——姑且就称为朋友好了——那个女孩用难以置信的表情张大了嘴望着我。临走前,我有点刻薄地对她说,小姐,下次还是找一个知道要按时归还东西的约会对象吧!
大卫手里拽着拍摄的衣服,我手里拽着大卫,我们一起往附近最容易有出租车经过的地点狂奔。他似乎觉得这种在街上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行为艺术很有趣,一边跑一边止不住地哈哈大笑。
“你怎么知道我刚才在那里的啊!”
他笑着冲我大喊,而我光是奔跑就已经快无法呼吸,根本顾不上回答他的问题,他看我不说话,又执着地反复问了好几次。
我们成功跳上一辆出租车,而司机被大卫高涨的情绪感染,一路毫不顾及道路礼仪地横冲直撞,奇迹般卡在一点五十八分将我们送达目的地,而大卫在最后两分钟里充分发挥了他年轻身体的潜力,短跑冲刺着将衣服在两点整送到了导演面前。毫无疑问,对方并没有给他或者几分钟后才勉强跟上来的我任何好脸色看。
那天我们一起回到曼彻斯特街,我对他与女孩的约会遭到严重破坏表示了遗憾,而他挥挥手满不在乎地回了句没关系。
“哪种没关系,反正你也不想再见到她的没关系,还是就算约会到一半被我提着肚子抓走她也愿意再见到你的没关系?”
“后一种呀。”
“真自信,人家看上你什么了?”
他朝我眨了下眼睛,表情一本正经地用口型缓缓无声念出my cock两个单词,我没忍住笑出声来,只能使劲往他脑袋上推了一把,让他少到处和人炫耀这种事。

 

大卫的创作灵感,丰饶得就像火山迸发一样顺着他每一个毛孔往外淌。他时常坐在地板上拿支铅笔就开始刷刷地写歌,上身乃至全身都一丝不挂,仿佛衣服会严重束缚他的思维似的。
或许是深知自己在他人眼里何等美丽,他总是非常大方地向我以及基本上随便什么人展示身体。对面公寓的女孩们挤在一起观摩他裸身站在厨房窗边的水池洗盘子,发出一惊一乍的嬉笑声。他低头看看自己暴露在对方视线里的全身,抬起头像无事发生一样朝她们看回去,露出那种你的普通好人邻居出门遛狗倒垃圾遇见你时会露出的普通好人笑容。我现在有时候也会突然很想知道那几个女孩们搬去了哪里生活,成为了什么样的人,是否也感觉当初透过厨房窗户所见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我们曾经共享的大型梦境。
后来我已经对他不喜欢穿衣服的问题熟视无睹,只不过还是姑且把厨房窗户的下沿糊了起来,再也看不见大卫身体腰以下一些惊人部分的对面公寓女孩们很扫兴地停止了她们的观摩活动。我和大卫从来没有直接谈起过他在家里赤身裸体这件事,不知为何我感觉无法与他进行这个讨论,他也总是散发出完全没有什么需要讨论、一切都很平常的氛围,于是我趁他出门时擅自糊了窗户,而他那天晚饭后站在厨房水池边洗盘子时就像没有看见窗户被糊上了一样,什么也没有说,于是我也什么都没有说。
从那以后,他仍然像亚当无拘无束地行走在伊甸园,而我孤独而沉默着注视着他既天真混沌又充满原始恶意的自我裸露,就像长在伊甸园草丛里的一颗蘑菇。
他的身体上时常出现一些来路不明的伤痕。有时是腰上像是被谁掐出来的淤青,有时是小腿前侧不知道刮在哪里的结痂,大部分都一目了然是丰富私人生活的轻微副产品,所以我一直坚持不过问。直到有一天清晨,他返回曼彻斯特街公寓时,头发凌乱,双眼红肿,脸颊和脖子上也满是红红的指印,我大吃一惊,连忙问他怎么回事,他神情恍惚地无视了我,径直进了浴室。当他一个小时还没有出来,在浴室门外来回徘徊的我实在无法忍受精神煎熬,直接用尽我毕生行使暴力的额度、破门而入,所幸他只是坐在浴缸里发呆而已。湿漉漉的男孩本来抱着膝盖蜷缩成一团,把脸贴在腿上,他被突然撞开浴室门的我吓得浑身一抖,茫然地抬起头看向我。明明早已习惯了他在家里一丝不挂的我突然变得无法直视他的身体,那上面新增的伤痕就像是随时要把他哭着挣扎反抗的过程在我眼前重播千千万万遍,我感到鼻腔酸涩、双腿发软,从篮子里拿出一块干净浴巾把他包裹起来,像包裹一个婴儿,抱他回了房间。过于疲惫的他很快就睡着了,留我久久对着他熟睡的样子被无穷尽的后悔与罪恶感生吞活剥。
前一天晚上他是在我的安排下去和一个影视界人士见面的,地点在对方家里。自那之后,我坚持全程陪同他每一次试镜,再也没有任何侥幸。
如今回想起来,作为他经纪人的那几年里,面对他我最常有的心情就是羞愧。看着他闪光的眼睛,他不会浑浊的笑容,他轻飘飘的幸福与沉甸甸的勇气,我感到羞愧。因为太年轻、没有见过更多,所以不堪一击;也正是因为尚未见到更多,所以无懈可击。我无数次担心他是否足够坚强,却无数次被他绝处逢生的力量所震撼。大约自他带着伤痕在清晨返回公寓过去也就不到一个月,我便在后台无意间透过虚掩门缝瞥见他骑在一个脸很陌生的同龄男孩胯间激烈地上下起伏,他伴随肉体碰撞发出堪称肆无忌惮、心满意足的欢笑声,对方闭着眼睛忘情地反复吻在他背上。我莫名感动,更莫名羞愧,像是以凡尘之躯大不敬地误入了神的领地。我感到自己衰败、枯萎、了无生机。正当我恍神,他也透过没有关紧的门看到了我——
我的心脏在那一刻停止了跳动。
像是工作了太多年已经不堪重负一样,我感觉我的心脏真真确确地暂停歇息了几秒钟。我动弹不得,不知道该不该逃走,也不知道该做出什么表情。
而看到了我的大卫丝毫没有停顿自己的动作,反倒隔着那条将我们分开的狭窄缝隙,向我投来一个露出整整上下两排牙齿、像深受溺爱的小孩恶作剧败露却知道自己绝不会遭到任何惩罚的狡猾笑容。

 

梦境是如何走向终结的?谢幕比开幕更似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切早有预兆,只不过身处梦中的人往往选择刻意不去思考点滴线索象征着什么,以为可以无止境地推迟重返现实生活。
先是我和大卫最后一次两个人旅行,1969年的夏天去参加马耳他音乐节。就像以往的每一次一样,我们住同一间。在马耳他的最后一晚,我们坐在各自的床边,沉默着对视了很久。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他那张漂亮的脸在柔和灯光的照映下显得格外不真实。我想起我们第一次离开伦敦、住进旅馆的那天,那时我们也这样对视了,但持续不过数秒之后他就跪到了我脚边。像是能够读心一样,大卫突然笑着说他想起和我第一次旅行的时候了。我也笑了。他仍然坐在他自己的床上,我也一样。我们谁都没有动,谁都没有做任何事,谁都没有再在那个夜晚打破沉默多说哪怕一句话。
再是有一天,我和大卫一起去曼彻斯特街最北边的意大利餐厅安纳卡普利吃午餐,路上还说着,最近有好一阵都没有去过了。当时他已经有了自己的住处,在报刊采访里骄傲宣布那个房子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地方”,不再像几年前一样常来曼彻斯特街,来的时候也大多带着安吉一起。我先推门走进餐厅,熟悉我们的女服务员玛丽亚扭头看到我,一如既往地忙问大卫今天来不来,比我晚一步进来的大卫本人闻言朝她很开心地用力挥了挥手。“还是老样子?”玛丽亚象征性地问我们,但不等我们点头回复她已经把大卫的玛奇雅朵和我的无糖美式端到了桌上,说我们的意面厨房已经在做了。一切都仿佛没有改变过,然而最后买单时,从来都坐在原地以乖巧表情等着我付钱的大卫从外套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币塞进了玛丽亚的围裙口袋里,说不用找零。玛丽亚和我互相交换了一个惊奇的眼神,我们两个人齐声对他说了谢谢,语气里满是迟疑。他对我们夸张的反应回以安静的微笑,一点儿也并没有想要对我们解释什么的意思。成长是一件不需要解释的事。
最后是魔法的黯然消退。大卫离开曼彻斯特街以后,我公寓里便再少有鲜花,茶几上与窗台边的的花瓶全部沦为普通摆设,但我把它们搁在原处、等待大卫回来的那天再用鲜花将它们填满。我总是想着,之前大卫也搬出去和赫米奥妮一起住过好些日子,但最终还是随着一切少年热恋必然的心碎结局又重新返回了曼彻斯特街,或许这一次也不过是暂时离开。有天傍晚,我走在无数次与大卫并肩走过的附近小路上,刚巧有老妇人推着车在卖花,我便自己买了一束,但它们不过三日便凋谢尽了,下班回家的我只看到散落的几片干枯玫瑰花瓣悲伤地掉在茶几上。我将花瓶里浑浊的水倒掉,将那把玫瑰的尸体扔进垃圾箱,看着被糊起来的厨房窗户下沿愣神。那之后我被迫接受现实,承认那种将玫瑰花与死神隔绝开的魔法早已随大卫远离了曼彻斯特街。曾经在对面透过窗户观摩大卫一丝不挂模样的女孩们也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早晨大张旗鼓地搬走了,她们从六点多就开始站在街上叽叽喳喳地安排行李运输并互相道别,我从窗口望着她们一个接一个消失不见,最终只有一只不知谁丢下的纸袋孤零零地伫立在原地。
再后来,我以同样方式注视了大卫离开公寓的背影,在我们作为经纪人与艺术家的关系正式宣告终结那天。失去他之后,我开始只接受公关顾问一类的工作委托,半个世纪里再也没有做过经纪人。

 

很难不去追问大卫心里到底如何看我。一些夸张的报道标题号称我是他辉煌职业生涯之奠基人、塑造者,我不敢当,而且我真正想知道的也不是这种评价。
自始至终,我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希望他觉得与我共度的那些年,比起不堪与逢迎,更多的还是快乐与收获,希望他偶尔会想起在曼彻斯特街公寓里裹着羊毛毯吃热薯条的雨夜,并且觉得那时大体上算是幸福的。我想要得到的认可,来自那个不到二十岁、为蜘蛛侠漫画而尖叫着抱住我脖子的男孩,和那个男孩后来成为的人可以说并没有太大关系。
我并非全然问心无愧,也有过许多称得上糟糕的选择。对着详细的工作笔记不断复盘那几年里的每一个决定,问自己,大卫当时心里真实想法是什么,而如今大卫回想起来又会想要对我说什么。或许都是自作多情罢了,他很可能从来都什么也没有在想,但我始终在琢磨。就是这样一种谜题,宛如报纸周日版最后几页连载的劣质侦探小说,占据了我漫长的的余生。
然而,或许大卫在很早以前就近似于悲悯地直接给了我答案,只是我始终不敢相信自己当真配得上救赎。
大卫二十岁那年曾经因为突然厌倦了嬉皮士的风潮而把脚腕上的铃铛随手取下,系在公寓门外的台阶扶手上。他搬走之后的最初两年里我一直都被堪称灵异事件的现象困扰。有一只我叫不出名字的鸟儿——绝不是常见的种类,在伦敦其他地方我从未见到过——隔一阵就会造访,每次都不偏不倚停留在扶手的同一位置,就在大卫摘下来的脚链边上。不知多少次我出门上班或是下班回家,那只鸟儿就站在那里安静地看着我,不声不响。它有泛着蓝宝石色泽的奇异羽毛和在阳光下闪着金色光芒的纤细半透明脚爪,我向热衷观鸟的熟人描述它的样子、问他这是什么鸟,熟人向我投来疑惑的目光,说不知道有这种鸟。我从来都在独自一人时遇见它,因此没有证人可以说明我并非在臆想;而我每次想要去拿相机来拍照,等我回到原处鸟儿总是已经飞走了,那时也不可能像如今一样从口袋里掏出智能手机来咔嚓一张。我总觉得这件事隐约与大卫有关,风大的时候那串铃铛会发出清脆的细微声响,我总觉得是铃铛招来了鸟儿,但我不敢和人讲这个想法,说了恐怕也只会得到担忧的表情与“或许你应该和心理医生聊聊”一类的吞吞吐吐。唯一知道此事的朋友过去曾与大卫打过交道,因为我总是拜托他帮大卫寻找工作机会,他听了之后像听了天大的笑话,狂拍我的肩膀并捧腹大笑,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你知道的吧,他很喜欢勾引人,真的,就一直是那种和你玩猫捉老鼠的暧昧态度。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他只有两种可能结局,要么会成为连你都根本想象不出的巨星,要么会在连锁餐厅的男厕所里赚到许多钱。”我哑口无言,许久才小声回了一句,不是的,他并不是故意那样的。
鸟儿的最后一次出现是1973年的夏天,那时我已经有足足一年多没有见过它了,早上出门散步时推开公寓楼大门便与它径直四目相对。
“哦!你好,早上好。”
我远远地和它打招呼。
鸟儿一动不动地站在扶手上望着我。
“好久不见了。”我缓缓走向它,“我还以为你再也不会来了呢,说实话,以为你是不是早就把我忘记了。”
我和它长久地对视,就像我曾经与大卫在两个人的旅馆房间里那样,最后我对它说,抱歉了、还有事要做,我先走一步。
等我买完咖啡和可颂回到原处,鸟儿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把自己眉毛给剃光了、套在夸张彩色衣服里的年轻人。大卫和安吉坐在门口台阶上,他们凑在一起咯咯咯地笑,不知道在笑什么。
“哦!你们好,早上好。”我发现自己完全在对他们重复我方才对鸟儿说过的话,“好久不见了。”
只不过面对人类时会把“以为你们再也不会来了”这种话憋在心里。
我把他们带进公寓,安吉径直往我最贵的那个扶手椅上一坐,摸着我新买的尼泊尔手工针织装饰薄毯问我这要多少钱、在哪里买的、有没有其他花色,而大卫轻车熟路地到厨房去泡咖啡,我想问他需不需要提醒马克杯、咖啡豆、小勺子等等放在哪里,但他就像一天也未曾离开过一样动作流畅、毫无迟疑。
安吉接过咖啡放到茶几上,继续来回摸我的尼泊尔薄毯:
“肯,明天晚上大卫的演出,我给你张票你来看吧?”
非常体面的提案,在这种场合仿佛这个提案就应该由她提出来才是最体面的,换了我或是大卫都不行。我几乎无法相信这是当年初识时曾经因为我没有认出她新买的一件不知道什么奇怪玩意儿到底用来干嘛的而对我脱口而出“你个猪啊!”的人。
就像是他们两个人已经私下排练过这段对话无数次一样,大卫飞快地抢在我反应之前替我回答了:“来吧,来看看你的男孩在干什么。”
听到他称自己为我的男孩那一瞬间,我感觉眼前只有铺天盖地宝石蓝色泽的羽毛与闪着金色光芒的半透明鸟爪,关于奇异鸟儿的记忆画面被无穷放大,那只沉寂至今的鸟儿突然发出响彻云霄的鸣叫,它翅膀扇动带起的气流掠过我的鼻尖,我看着它在我公寓里有点眷恋地盘旋了两周,然后穿墙而过、飞往广阔天地。

 

将梦境与现实分隔开的究竟是什么?当年我曾一度以为两者之间的边界在于大卫,但在漫长人生诸多经历的不断暗示下,如今我突然领悟到,大卫或许不过是梦的一个倒影,而对于时间的人为丈量才是真正的边界。
是因为过于相信人为丈量时间的意义,才会分明已经在1970年告别过一次,又在2016年以来体会到翻倍的痛觉重新席卷,反复踏进同一条河流一般,重复失去同一个人。是因为过于相信人为丈量时间的意义,才会把记忆中1967年籍籍无名的男孩与后来填满我无数沓剪报本的音乐刊物大篇幅报道对象反复进行比较,得出一些关于所谓发展轨迹、路径规律的梳理总结,揣摩其中的因果、逻辑与相关性。
然而生的领域才有起始与终点,而死不过是一团永恒的平静。一切都不会发生,一切也无从破灭。在彼岸,梦境与现实之间大概不会再有任何区分。
三年来,我总是在睡梦中、或是半梦半醒的午后小憩时刻,看见同一片海。
我从来没有去过印度尼西亚,也不会知道巴厘的海到底是什么模样。早已习惯了英格兰阴冷天气的我,在远离海岸线的乡村度过晚年,阳光、沙滩与海水是久远的传说,可以一路倒推回与大卫在马耳他共度的最后一个夏天。但我每一次都万分确信,自己看见的那片海是什么。一个男孩像他养在花瓶里的玫瑰一样绽开、久久保持繁盛、然后带着未有半点折辱的心性变干枯,结束他沉甸甸的一生,所有璀璨夺目最终都化为那一小把灰烬,被蓝蓝绿绿的温暖海浪卷走,变成小水母、变成五彩珊瑚、变成潜水者呼出的气泡、变成渔船上关于贝壳与美人鱼歌声的传说。地球上的每一片海洋都彼此相连,而海水不断蒸发变成天上的云、又飘到不知哪一片土地化为雨滴落下来,无数次循环往复,你知道过去半个世纪里你对他所有的关注与思念都再也无足轻重,但赫特福德郡下雨的每一个日子里,你都觉得他又重新回到了你身边。
于是我开始暗中期待,等我也抵达彼岸的那一天,相遇的定义是否还会进一步被改写。有一个心脏停跳了五分钟、最终却被奇迹般抢救回来的邻居就告诉我,“死亡”的那五分钟里甜美又安全的无尽虚无包裹着她,没有悔恨,没有欲望,只有无限的安宁,仿佛全世界聚集于她一身。我想,或许我最终也会在无限的安宁中变成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随风飘浮,在闪电的起源处与他擦肩而过,又在银河深处的某一次超新星爆炸中随着呼啸的引力波起舞,也许在超越了无穷尽平行时空的宇宙尽头,他只有十九岁,刚刚第一次敲开曼彻斯特街公寓的门。
一步一步,走向那片海,坦然地拥抱它。恶疾带来的疼痛悄然消退,长年衰老的疲倦也被缓缓洗尽。我逆着时间的浪潮,向原点回溯,变轻、变透明,失去形体,放弃自我的固定边界,全身心融进那片海中。我不再被禁锢于那具可悲又渺小的人类躯壳。我正在消失不见,但同时又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完整无缺。
2019年2月25日,我再一次想起,二十岁时的大卫曾经在一个春寒料峭的雨夜对我说过,死亡的本质是一种诗歌性的直觉。
在这一刻,我终于开始理解这句话全部可能的含义。